马克思强调：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

更具体地说，私人资本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不与党所控制的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冲突，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只是对马克思理论如何适用于落后国家的一厢情愿的解释。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自然力因素不能产生价值，中东的石油、姚明的身体条件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惊人天才，都不是价值的源泉。

这就加深了列宁主义所面临的如何控制官员腐败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后私有制社会的浪漫描述名闻遐迩： 而在共产王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对于我国宪法中公共财产的理解，是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由于共产主义财产制度意味着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财产制度就并不是回到蒙昧时期的部落所有制和城邦时期的公社所有制（国家或政治所有制），而必须是一种建基于财产的共同所有但同时保证个人财产制，因而既能够实现个人对共同体事务的参与又能坚守个体自由空间的财产制度。[24]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来源：《清华法学》2015年第5期 进入专题： 公共财产 私人财产 自由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公社并不是国家、而是一种与国家相对抗的、社会自我组织的形式，这是理解马克思之公社必然会带来地方自治的关键。[3]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第52～62页

适度赋权使得每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都是有限制的，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自由。国家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契约，但人民在订立契约时并非将自身的所有权利让渡给国家，而只是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宪法中需要说明人民的哪些权利让渡了，哪些权利没有让渡，人民在没有让渡的权利中是自由的，而已经让渡的权利由政府按照有利于全体人民利益的方式行使。现代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都宣示人民主权，至少是朝向人民主权方向。如果说美国是先有宪法后有国家的宪治国家典范，那么英国是先有国家后有宪法的宪治国家典范。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时英王约翰受到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

试图以他国宪政模式为规范来颠覆现行中国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以宪政的名义干革命的事情，根本违反宪政精神，这些人实际上是伪宪政主义者。人民主权建立之后仍然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领导者又从何而来呢?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然后西耶斯将其宪政化。现代政治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制度设计是立宪政治。实际上即使权力导致腐败，我们也是需要权力的，因为有权力比没有权力要好，这一点霍布斯早已说得很清楚,当然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保证权力没有腐败更好。

在人民主权建立之前，任何政治模式都面对一个根本的冲突，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革命是一种永远潜在的可能性。人民怎么决定政治体的命运呢?卢梭的设想是人民定期聚会，每次必须对两个提案分别表决：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 卢梭的设想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大国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巨大的集会成本，，人民不可能定期集会，也就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来吸纳可能的变革。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指出，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权正是强者要求作为最强者的政府给予其发挥才能的权利。

霍尔默斯和桑斯坦在《权力的成本——为什么权利依赖于税》中就揭示了这一道理。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政治特征。美国和法国作为最早有成文宪法的两个国家都确立了权利保障原则，也都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来理性建构的。

这个统一体不仅仅是地方与中央的统一性，如美国宪法最初的目标，也是各种政治实体的统一性。王人博认为，把全国人大的权力表达为宪法的通过更为妥当。如果手段不能实现目的，那么手段就失去价值。经过理性祛魅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某些权利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政府应该保护，没有保护就是失职，而政府只是人民的契约，所以这样的政府可以推翻。最后王室秘书将国王与贵族间的协议正式成立，即成为最初的大宪章，并将副本抄送至各地，由指定的王室官员及主教保存。一群个人寻求结盟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使得他们获得一个共同的身份，由众多的单数的第一人称的我过渡到复数的第一人称的我们，也就是人民。

当十三个州一经独立就都订立了各自的新宪法和确立了各自的新政府。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例，它的起草者是制宪会议，决定其是否通过的是美国的各州。

美国各州宪法和合众国宪法都反映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所谓适度赋权就是公民将部分权利保留，部分权利赋予给国家。

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实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权利，这样一来政府不可能是消极的政府，而应该是积极的政府。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这种危机局面，开启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全面反腐败战役，同时提出了全面实现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战略。

自1954年的宪法开始，现实中的宪法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通过了宪法，但我们不能由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宪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三权分立的权力配置模式正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权利法案只是以更明确具体的方式将基本权利列举出来。如果我们既要考虑欲的追求，也要考虑不欲的追求，那么我们就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两种选举领导人的方式到底谁优谁劣呢? 人们通常有一种观念：民主就是多党竞争，一党领导就意味着专制。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真理是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共同自由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然而正常的社会中，至少是三个主体：甲、乙、丙。如果手段绝对能够保证目的的实现，手段本身就成为目的了。

一个国家没有法理上的统一性总是会受到来自国家内部或者来自国家外部的合理质疑，迟早会导致国家分裂。按照通说，《独立宣言》中所宣示的是人权，并不是法律权利。

一个人最初对社会关系的意识来自于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美国的宪政揭示了新建国家的政治秩序。分权理论是基于人的消极自由，集权理论是基于人的积极自由。宪法的正当性完全来自于制宪主体的决断，制宪主体确定了政体的类型和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然而，政府不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政府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侵犯是消极的，保护是积极的。

《独立宣言》正是美国人民否决英国法律适用于美国的宣言。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自由权的核心。

适度赋权论 明白了宪政之所以产生和存续之后我们就可以展开立宪党导制的正当性论证。一方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权力分立原则。